对话·敬一丹
以下为采访摘要
用记录对抗遗忘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
年三月，我们在中国传媒大学里的传媒博物馆见到敬一丹，这里收藏的广播电视设备勾起她许多回忆。
△七十年代唱片机
敬一丹：这些设备看着还挺亲切的，知青的时候在广播站就是用的这种录音机，开始曲结束后我就开始说“新胜林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敬一丹已经退休7年。相比之前的节目，我们见到她时，她看上去要轻松不少。这个曾经每晚七点三十八分，准时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第一频道的面孔，不知不觉已是很久未见。20多年前，她正是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节目《焦点访谈》中，为全中国人熟知。
△《焦点访谈》
很多时候人们在电视机前面看到的敬一丹，常常是微微皱着眉头，说话不紧不慢，语气温和，却总是说着不太轻松的话题。
敬一丹：九十年代初期，整个媒体行业都在发生着变革，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就决定了当时一定要出创新内容。当时《焦点访谈》的制片人跟我说希望我到《焦点访谈》去。因为我在经济节目工作了四五年，凡是有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都让我特别兴奋。而《焦点访谈》的旗帜就是舆论监督，这点对我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我觉得这就是记者干的事，我能做到，所以我就去了。到那儿以后发现，我不能。田川：经历了什么让您觉得犹疑了？
敬一丹：我一发问就容易心软。比方早期《焦点访谈》里有一期节目是采访一个责任编辑，他把地图印错了。如果问他“你有没有考虑到对于地图这种图书工具来说，印错了会带来怎样连锁的后果？”这个问题就很锐，因为直接说到了后果。可是我面对他的时候，一开口就变成“你过去印过地图吗？”这个问题的方向就变成了个人经验，因为我心里想的就是他不是成心的，不是恶意的，他只是没经验而已。我后来也在想，我的这种提问方式是不是很不“焦点访谈”？但我也没办法，我说出来的话就会留有很大余地，就显得没有锋芒，这需要战胜自己内心的冲突。我同事也说，敬大姐心太软，包括我们节目的制片人也会说我好像不够锐。田川：又发生了什么事让您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到的？敬一丹：其实到最后我也没觉得我可以。在新闻现场，尤其是有剧烈冲突的现场，我还是觉得我不如一些我的同事。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想我是不是选择错栏目了，我喜欢但我不一定能胜任啊，这个工作的需要和我本身性格是有冲突的。田川：所以您就一直这么矛盾着。敬一丹：对，看到同事们都很有战斗力，我很欣赏，但我自己未必能做到。我自己也在想，这件事其实很有意思，恰恰是一个不够锐的主持人，在一个很锐的节目里坚持了很久。我主持《焦点访谈》主持了二十年。
△《焦点访谈》
这不是敬一丹第一次遇到自我怀疑，年，21岁的敬一丹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广播学院，她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敬一丹所在的76（级）播音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9位同学。那时的大学生基础参差不齐，一开始她在专业上并不属于优秀的。
敬一丹：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负责学生注册的老师问我从哪儿来的？我说哈尔滨。叫什么名字？敬一丹。原来做什么的？知青。然后老师说你这东北味儿够浓的，我说我有东北味儿吗？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口音。刚上播音班那会儿我很自卑，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怎样让自己看清自己。工农兵学员有一个特点，就是班里同学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从来没在话筒前工作过，我是在基层广播站工作过，有的同学已经在省电台工作了，在省电台工作的同学都能教我了，所以大家起点都不同。当时老师说个什么东西，我都有点蒙。就是很久不读书的人，一下子回到课堂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你喜欢这个专业，你特别想往话筒前走，但是你能不能、适不适应、能否胜任其实是另一件事。
△敬一丹
在最怀疑自己的那段时间，一次考试后敬一丹意外得到了一个“优”。直到今天，她都还记得老师给她“优”的理由。
敬一丹：老师跟我说为什么会给你优，你的基础确实不如很多学生，但是你注重内容，这是最根本的。这种点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它让我对做媒体有了一种认识，一种判断，也慢慢有了一种自信。这个点拨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内容在我们的表达中是最重要的。如果当初我就停留在怎么克服自己的东北话，怎样把自己的语言技巧提高，就无法抓住最根本的东西。
之后的几十年荧幕生涯中，敬一丹一直在问自己，什么是自己想要抓住的最根本的东西。她说自己没有别人的犀利和尖锐，但她就是喜欢捕捉和记录变化，哪怕是看上去平凡的、微小的变化。从年开始，她和老同事一起重返十多年前曾经报道过的地方。
敬一丹：还是原来的团队，我们没有失散，还是那么的默契。我们没有讨论为什么要回访，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我特别想知道当年见过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在急剧变化的大时代里，这些像小草一样的孩子，这些曾经很弱小的人后来变成什么样了？我特别想知道。当回访实现的时候，我有一种满足感。我想看到这些变化，我想记录这些变化，我觉得一个媒体人如果没有这种好奇，也干不了那么久。
△《十三年后又见到你》
敬一丹：我觉得作为媒体人，对事情的记录是特别有意义的，哪怕是微小的变化。应该有意识地对抗这种忘记，记录就是一种方式。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我们能记录。对于像《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来说，韧性比激情更重要。田川：您害怕忘记吗？敬一丹：我特别害怕忘记，我觉得忘记会让我们的后代付出很大的代价。像我特别喜欢参观博物馆，我很感谢当初做记录的那些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痛感是我们社会需要的。我们如果没有痛感的话，那很危险。当你机体发生情况的时候，你都不察觉，这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要保持痛感。而这种疼痛感，有的时候是刺痛。
一位新闻学教授在敬一丹的书评里这样总结了敬一丹的职业历程，作为记者、主持人，她的遇到不仅是个人的，更关联着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发展轨迹。
敬一丹：我一直觉得在《焦点访谈》工作这么久，挺考验人耐力的。20年时间，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多少变化，媒体环境也在变化。我的同事从当年的血气方刚到了更具中年气质的阶段，我甚至在退休的时候都变成了中老年。所以这时候的耐力还包括了理解，对环境的理解，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不仅仅是镜头前话筒那么一小块儿空间，而是对更大空间的理解。作为媒体人我挺幸运的。我赶上了广播的黄金时代，赶上了电视的黄金时代，甚至赶上了电视作为第一媒体的最高峰时期。我经历的很多第一次也是中国电视的第一次，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对自己的职业，对我们的大背景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过程”这个词也有了更深的感触。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心里有一个理想，就能很快实现。在遇到不那么顺利的时候，一想到这是处在通往结果的“过程”中，就能想通了，接着往前走。我就是这样和自己内心交谈的。
退休之后，她在忙什么？
田川：您在退休的那一刻，最舍不得的是什么？敬一丹：没什么舍不得的，当告别是有准备的时候，就是一种从容的告别。没什么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
年4月30日，是敬一丹退休前的最后一期节目。结束时，她朝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很多网友感叹，一个时代过去了。
△年4月30日敬一丹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
敬一丹：新媒体来了的时候传统媒体都说狼来了，我说就算是狼来了也威胁不到《焦点访谈》。它可能会威胁到电视剧、文艺节目，但它威胁不到《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后来当微博出现的时候，我感觉到新媒体的一股力量扑面而来。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年轻人在远离传统媒体，如果一个栏目没了年轻观众，我们还有未来吗？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媒体行业未来可能会怎样。但我还是有惰性，当别人问我要怎么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我说让白岩松他们去对付吧，反正我退休了。
从年开始，敬一丹在网络平台推出一档和博物馆有关的节目。她挖掘和记录一些不是很著名的博物馆，有些甚至深藏于大学校园内。换句话说，这些博物馆都不属于网红打卡点。她说，这些博物馆激起她想去传播的欲望。
敬一丹：其实我是想体验一下，我这么传统甚至老旧的传统媒体人，用新媒体方式要怎么传播。田川：您现在团队里的摄像是90后吗？敬一丹：对啊，都特别小，特别年轻。我原来觉得我们说的可能都不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原来觉得他们都是小孩子，后来我发现我心里是那么的希望和这些小孩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很愉快，经常是我做完以后，不管播不播出我都已经很满足了。
△《博物馆9分钟》
敬一丹：比如深藏在大学里的家书博物馆，我特别喜欢那里了，太有温度了，我特别想讲那些家书里的故事。于是我们就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拍摄。拍摄完里面的故事后，编导给我了一个提议，他说你能不能在这里给爸爸写封信，因为节目播出的那天是父亲节。这个小伙伴提议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父亲刚刚去世不久。田川：您方便透露当天写下了什么内容吗？敬一丹：我当时特别希望用一句话，表现出我和父母之间至亲的关系。所以我写的是“爸爸，你在天堂找到妈妈了吗？”我并没有写很长的信。我的家庭其实特别在乎家信，我父母留下了封信。后来在妈妈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把这些信编成了一本书。所以家书博物馆里的这些信让我受到了触动，内心也产生了共鸣。但过去我是做传统媒体的，像《焦点访谈》这么严肃的节目，我是不可能把给爸爸写信这么个人的东西放在节目里边的，但是新媒体可以，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我的小伙伴提出来以后，一下就点燃了我心里的一种欲望，我是可以有很个人的表达的。
在公众媒体工作的这些年，敬一丹的表达始终要保持冷静以及客观中立。端庄沉稳和大方也成为了她的标志性特点。敬一丹说，其实小时候的自己并不是这样的。
△敬一丹(一排左一)
敬一丹：有几个同学特别活泼，从他们眼神里就显露出特别青春活泼的样子，那种青春的光芒是遮不住的。
△《末代工农兵学员》敬一丹著
敬一丹：你能猜到这里哪个是我吗？田川：我猜是最左边的这个。敬一丹：对了，你怎么想到的呢？田川：我觉得您应该里面最中规中矩，很规范的那个。敬一丹：目不斜视，穿一身蓝衣服，头发是最简单的短发。从这幅画里就可以看出我当年的样子，一定要端端正正地站着。我当时是非常自我拘束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情不自禁地约束着自己。田川：您都在约束着些什么？敬一丹：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让自己目不斜视。每天从宿舍走到图书馆都是目不斜视的，脑子里就想着好好读书什么的。我妈说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性情挺活泼的人，但后来因为非常时期带来的家里的变故，社会的变故，让我一下就长大了。
△敬一丹
田川：在《末代工农兵学员》里有一段，您说“我怎么那么像谢慧敏呀，从小到大曾有过多少盲从僵化，什么叫理智地面对复杂社会？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吗？我有观察质疑的能力吗？今天我还要当谢慧敏吗？”我很想要通过您对自己的这些追问，去比对一下现在的自己和那个时候的自己。敬一丹：大概在~年，我看到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我从来没受到过那种触动。里边的主人公谢慧敏让我有一种自省，我那时候就很像谢慧敏，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都像谢慧敏。没有独立的思考，盲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质疑，心里也不太有问号，思想上很苍白……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受到了触动。而那个时候的大背景是“真理标准讨论”。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我真的觉得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转变和成长。后来慢慢就提醒自己要用头脑去思考，也有了一些独立的意识。再到后来的《焦点访谈》，质疑就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成了我每天工作的方式。天天皱着眉头，经常质疑，经常反问，经常产生问号，以至于人家看着我都觉得很累，也就变成了《焦点访谈》里大家熟悉的样子。
△《焦点访谈》
敬一丹：《焦点访谈》设立总主持人后，我更多是以总主持人出现。总主持人不是面对面的、锋芒毕露的，它恰恰需要沉淀，需要退后一步的思索。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慢慢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在这里。比如在《焦点访谈》最后几十秒说的话，那是需要我思索的，是要留有余地的，既要点到，又要给观众留下思索空间。你说什么叫句号？当我退休了，我把故事写在书里了就是句号了吗？我觉得不是，故事还在延续。只要我们把过去的积累当成今天重新的开始，故事就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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