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的第1位人物讲述
内容来源：王智君老师
撰稿：紫晴
我是王智君
王智君老师年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佳木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出生的三江平原，在六七十年代，相当贫穷落后。
是贫穷扼制了我的上学梦，又是贫穷让我走向文学道路。
从小，我的独立能力就特强，有自己的主见，只是，由于家境太贫困，勉强念完小学，再也读不下去了。
辍学后，还没容我有些许“思考”，就走向为家挣工分的岗位。
当然，能为家里出一份力，我感到十分光荣。
只是，光荣感还没消散，高强度的劳动，就快把我压垮了。
小小肩膀，撑不起正儿八经的工分活儿，再加上身板儿不硬实，一天就挣下7分半。
当时管我这一块儿的，是我家一远房亲戚，他看我那吃力劲儿，就想帮我一把。
有一天，人众多，他突然给我一脚，嫌弃地说：就你这熊样，干啥啥不行，一边儿放牛去。
当时还以为真被嫌弃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亲戚照顾我，为了不惹人偏见，才当众“踢”我走的。
我特别感激他那一脚，现在想来，都不知足，假如给我三五脚，怕是早成为莫言了。
离开汗珠子滚八瓣的重工活儿，扑进看似轻松的放牛行列，成为一名放牛娃，还没来得及高兴完，就发现根本没逃脱“厄运”。
牛身体特别能吸蚊子，一团一团，嗡嗡的。
当年放牛娃牛顶多抖抖厚皮，我的皮肤多嫩啊，晚上睡觉被叮一口，疙瘩就红半天，哪抗得住成团袭击。
最后被袭击得忍无可忍，就灵机一动，跳进一个小水沟里，至少脑袋以下保住了。
看着蚊子无奈飞走，正待雀跃，突然，腿部钻心地疼了一下，赶紧往岸上跑。
到岸上，才真正被吓傻了，竟然是三只大蚂蝗挂我腿上，我一动，它们甚至还晃悠一下。
这可是有名的“吸血鬼”啊，平时我再调皮胆大，还是被吓得六神无主，等反省过来，撒开脚丫子就往村里跑。
这一惊魂，让我铭记刻骨，对放牛产生了恐惧心理，即使如此，还是不得不骑在牛背上，慢慢悠悠地晃啊晃，边晃边想：难道这辈子我就放牛了？就没有新的出路？在农村吃苦受穷一辈子？
不行，我要找出路。
回家的路上，看到在村里干活的木匠，他们一招一式很是娴熟自如，看起来这活儿很轻松。
我就羡慕他们。
王智君老师和著名作家、编剧全勇先先生因为他们去人家打家具，不但能挣钱，主人还会设酒款待；别人在大太阳下的田地里挥汗如雨，他们还能摇摇蒲扇，嘴里哼着小曲，在树底下刨木头。
于是，我决定拜师学做木匠。
我师傅姓刘，那会儿高中毕业，已经是相当有文化了，人又年轻，活干得也漂亮，所以找他的人，特别多。
虽然我年纪小，但小心眼儿多，每次看到刘木匠嘴不离烟，我就大着胆子，从妈妈兜里偷出一块钱，买了四盒“葡萄”香烟。
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牌子属于高档香烟了，一般烟是一毛五，这种烟是两毛四。
当我战战兢兢，把四盒烟递到他脸边，刘木匠吐着烟圈，斜着眼问我：行吗？
我赶紧说：行行行，我一定行，等我挣钱了，一辈子不会忘你。
刘木匠嘴上答应了，却不教我活，让我先看书，他嫌我没基础，不好教。
我鸡啄米一样点头答应。
见我如此死心塌地，他又伸出手势，提醒我以后不要忘了烟。
回到家，我就偷偷跑到仓房里，拎出20多斤小米。
先藏在草垛里，第二天一大早，才背起小米，吭哧吭哧走了20多里地，又坐船渡过松花江，才到了佳木斯市。
怕熟人看到，我没去人多的集市，而是瞄上一个小区，低价把小米卖掉了。
拿着2块多小米钱，我又马不停蹄直奔书店。一路上，又兴奋又忐忑。
最后，买了本厚厚的《木工大全》，花去1块3毛钱。
回家后，洗洗手，就赶紧看了起来。
王智君老师当选佳木斯作家协会副主席想赶紧吸收有用的知识呀，还等着刘木匠教我呢。
只是，打开书一看，人就傻眼了，里面都是几何公式，运算，我根本就看不懂。
受到“打击”之后，我的精神头回到现实中来了，家里本就不富裕，我还偷小米卖，卖就卖吧，还用它买回来看不懂的书。
明摆着就是想挨揍的架势。
我不死心，翻身出门，再次返回佳木斯，寻求解决之道。
我要退书，但售货员不同意，售出就没有再回收的道理，何况书后面都有红章。
我急哭了，哭着还不忘哀求她帮忙。
女人就是心软啊，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她让我调换别的书，也算是一种变通吧。
总比啥都捞不着强，换就换吧。
在同价的基础上，我拿回了三本书，一本画刊，一本《牡丹》文学期刊，还有一本文学书《乡土作家》。
在《乡土作家》里，我看到很多与我的生活很接近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乡土作家的成长故事。
尤其看完高玉宝的故事，我简直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高玉宝家里就很穷，他也上不起学，只念了几天私塾，基本不识字，可是，他参军后，却想尽办法学习，练习写作，那篇七零八零后的学习教材《半夜鸡叫》，就是他写的。
开始他不会写字，但会画。
比如，“地主”两个字不会写，他就画一个象征性的带小揪的帽子，不会写公鸡俩字，就画一个鸡冠子，“喊”字不会写，就画一个张开的嘴。
之后，再找机会向战友请教，把画改成字。
有一次，他竟然敢拦一个骑马的军长，就是有几个字急于想认识……。
这个例子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不上学，也能写文章，当作家啊。
我横竖对比了一下，高玉宝几乎就是个文盲，我才算得上半文盲，比他还高呢。
另外，写文章不需要太多成本，只要有纸和笔，就能完成。
关键是稿费也诱人啊。
此时，我想起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潘老师，在作文课上，他经常鼓励我们好好写作文，以后要当作家。
我毫不犹豫地找到他，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
《八十一枚金币》签售会潘老师自然用很积极的态度鼓励我，如果有问题，一定向他请教。
有了老师的鼓励，我的劲儿更大了。
老师让多读，我就十分认真地看自己买回来的书。这些肯定不过瘾，就到潘老师家去借。
潘老师看我认真了，也当作一件正事帮我，给我讲很多文学作品，讲他知道的故事，还专门借给我很珍贵的书。
在这条道上，潘老师顺其自然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越来越上“道”的我，看起书来越来越入迷，就着煤油灯，烟熏的鼻孔黑乎乎的也不在乎。
如果月亮比较圆，比较大，比较亮的时候，我就在月光下看书。
看一阵，写一阵，还不影响家人睡觉。
从那时候起，书不离身，放牛的时候，更是抓住时机不放，甚至见缝插针的时间，我都用来看书。
时间长了，就成了树底下打牌唠闲嗑的谈资，说我就说我吧，还损我。
损得还很难听。
起初听到很生气，后来，就不在乎了，因为，看书比他们重要多了。
他们越这样，我越要好好念书，我就要做出样子让他们瞧瞧，我到底行不行。
那会儿年少轻狂啊，看着看着写着写着，就想投稿试运气了。
最后，我把自己编的，串连起来的村里事儿，稍作修改，就往大刊，比如《人民文学》，《十月》等，投了过去。
自然而然，我收到的全是退稿信。
但我不认输啊，大刊不行，往小刊试试运气。
我开始做梦都想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
那时候，退稿信是我与文学梦接触最近的距离。
尽管写文章不需要大的付出，但在我们那个快揭不开锅的家里，还是有些困难。
之前，从母亲兜里掏钱，她不是不知道，而是装不知道，她在用这种方式，支持我的写稿梦。
在北京电影城举行《八十一枚金币》点映礼上，与侯耀华先生只是，它能体现价值的时间，太长了，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希望。
又何况，对这个根本就不懂得啥叫文学的母亲来说，她能做到支持我都已经很难得了。
看不到希望，就不能再浪费家里的活儿，为了让我死心，她天天往负面叨叨我。骂我不知天高地厚，看不见自己多大能耐。
我才不听她那一套，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她：我有理想，我就想当作家。
母亲听他儿子如此信誓旦旦，还是笑了。
笑着用手指头戳我脑门：儿子呀，啥是理想，你懂吗？妈现在就告诉你，理想就是白日梦，那都是空的。
外人看低我，我不在乎，可是最亲近的人，也这样打击我，我就受不了了，一个大男孩哭得不行。
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再哭也留不住那点自尊，所以，我准备继续找出路，继续攀登文学梦。
更糟糕的是，没钱买纸买笔了，缺了这些，就好像少了一条胳膊一条腿，特别不得劲儿。
我瞅准了在我面前时不时晃悠的大黄狗。
听说，狗很值钱。
平时，它很听我的话，很乖。
说实话，把它卖了，我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可是，对作家梦的渴望，又占胜了一切。
那天，带走大黄的是两个朝鲜族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吃狗肉喝狗汤。我想央求他们，能不能别杀它？
最终还是闭了嘴，我管得了那么多吗？
大黄只卖了18块钱，就被带走了。
令人撕心裂肺的，就是带它走的那个场面。
似乎它也有预感，离那两个朝鲜族人，始终远远的。
尽管想靠近我，还是警惕性很高的往后退。
那俩人教我怎么把它骗过来：用一个大麻袋，把口撑开，放一张大饼，那饼人都难得吃，狗看见了，更是不顾一切会扑过来。
开始它依然是安静的，我竟然有些不敢对视它的眼睛，那里面有难以掩饰的幽怨和悲伤，还有绝望。
正僵持着，一头老母猪突然从泥墙豁口挤了过来，和平常一样，在我的命令下，赶惯猪的大黄，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猪跑了，它没跑，又回到我们对峙的原点。
一步一步，它还是走过来了。
电影《八十一枚金币》那块诱人的饼没让它发狂，却也彻底引诱了它。也许，它知道那是一个根本逃不掉的陷阱，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
它缓缓进去后，并没有叼那张饼，而是转头看向我。
直到，我伸出手一把把口袋扎死，它才开始发出惨叫声。
大黄在麻袋里拼命挣扎着被扛走了，我的心，碎成一滴滴眼泪，不停地淌。
从那以后，我更加勤奋地看书写字。
这种伤痕，最终成了我坚定目标的动力。
从年，到年，我写了80多篇小说，散文。
修修改改的稿纸，能装一大麻袋。
我以为快修炼成功了，继续往报刊投稿，只是，毫无例外，全被打了回来。
有的寄回信，有的一点回音也不给。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看我不停地收信，还以为我已经发表作品了，开始高看我一等。
直到，乡里举办了一个新闻写作培训班，一个村只给一个名额。我有幸得到村支书的高看，派我去了。
胡支书说：全村谁有文化？老王家钢蛋（我小名），只念了半天书，能写一袋子，哪个念初中高中的能比？
没想到，上完课，我就把文学给抛弃了，改写消息，通讯。
写新闻稿比小说散文赚钱，当然要被报刊采用才行。
年冬天，我们那里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几乎严严实实盖住了村子。
靠柴火烧饭的农民们，可真被难住了，难到村干部去银行贷款为农户买煤。
为此，我写了第一篇新闻稿《万庆村化解了能源危机》。
把它投到区报社。
这次，成了！
邮递员那句：傻小子，有你的信。
听起来就甜蜜的不行。
那可是首次鼓鼓囊囊的大信封啊，昭示着我高兴万分的成绩。
在报纸上找了半天，才终于发现了王智君三个字。
找半天的原因，是编辑把我题目改了。而且，内容也改的“面目全非”。
都快成不是我写的了，但上面的的确确署着我的名。
总之算是我写的。
这一圈得瑟下来，从村支书，到村会计，再到全部亲戚家，转的忘乎所以。
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终于服我了。
几天后，我收到稿费，让我忍不住抱着汇款单就亲上去了。
取了稿费，我没上交，而是直接拐到集市，给弟弟妹妹买了两件小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