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首都，北京的广播事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播电波早已覆盖京城的山山水水，成为百姓生活中获取新闻和娱乐休闲的良师益友。
我对广播电台各时期认识有不同
而在小时候，我对广播电台的印象很简单。那就是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后放下书包，都顾不上吃饭，头一件事就是盯着听广播节目“长篇小说连播”，《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红岩》、《红旗谱》，还有后来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很多当年的文学经典，都是从广播里最先接触到的。当然还有“小喇叭”里的“小叮当”……
工作以后，我发现电台新闻广播还有种特殊播报形式——“用记录速度播送新闻”。一开始听着那慢条斯理的播音速度，真让急性子的笔者心里起急。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当时一是收音机不够普及，二是广播电台的发射机功率不够，很多农村、部队、机关、学校都只能靠广播喇叭，听自己广播站的广播。那些广播员就是靠这些记录下来的新闻向更广大的“听众”传播的。
再后来，在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抗震救灾”工作中，被抽调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笔者，还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七条居委会”的房顶上架起了广播喇叭，靠借用“七条小学”的广播设备办起了一个人的“广播站”——这，也无意中成了我熟悉广播事业的第一步！
收音机从进口到国产如今时兴袖珍的
“熊猫”
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小时候家里曾有过一台原苏联产的顶部带电唱机的电子管台式收音机，那玩意儿在当年可算得是个奢侈品呢！那时候时兴“5灯儿”、“超外差”的。据了解，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第一代收音机是“熊猫”。这款落地式的“国宝收音机”的机身约1.5米长、半人多高。绛红色的机身用4个柱腿撑起．集收音、录音、电唱为一体。这是年一机部十局下达任务，由前身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高科技军工厂的“南京无线电厂”研制，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作为“国礼”推出的，而且是专供毛、刘、周、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赠送给来访的国家元首的．在那时就超前地有了“调频”接收功能。该机型当年只生产了台，售价元。而在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工资标准上：上将和正部级(行政5级)官员的月工资标准是元；机关办事员儿和准尉(行政24级)的月工资标准则只有45元；作为全国知名戏剧表演和导演理论家的老爸郭亮（杜巴），年“九一八”发生时，年仅16岁就开始组织学生抗日宣传活动，从此走上了抗日、进步新闻和文艺宣传工作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也只有不到元的月薪；笔者更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拿到了大学本科儿毕业实习期满的工资（行政22级）56元，相比之下，熊猫可以说是一台“天价机”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别说买了，能看到的人都非常之少。
而那些落地式和台式收音机都很笨重，不能满足随时随地听广播的需求。而且，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三转儿一响”中的“半导体收音机”也是要凭“票儿”供应的！所以，当时很多人就开始自己买零件攒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各种款式的真正的便携式收录机和“随身听”——袖珍收音机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笔者甚至拥有一个非常小的计步器收音机，可以一边健走锻炼，一边收听广播。经常看到身边儿不少遛弯儿的人，也是都手里拿个小“半导体”随时听着音乐或新闻。
我家的部分“收音机”
系列广播各显神通曾红火一时
作者（左一）与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胡大一在电台直播室做嘉宾
虽然，随着电视、网络、移动媒体的兴起，广播的受众逐渐减少，但随时随地可以收听这一优势仍不可替代。新世纪到来前后，京城的广播又红火了一阵儿！当时北京电台的音乐、交通、新闻、经济、文艺、教育、儿童、体育、生活等系列台相继推出，并且在节目形式和吸引听众上各显神通，凝聚了不少铁杆儿听众。甚至由于广播节目主持人那“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神秘感，不少痴迷某主持人的那或浑厚、或富有磁性的声音的“音迷”便时常会守候在北京电台大楼前，期待着一睹心目中最喜爱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光辉形象。
从那时起直到如今，无论何时走在京城大街小巷，几乎处处可闻北京电台音乐台或中央电台“音乐之声”的各档经典节目；坐在出租车或者朋友的车里（我自己开车时，由于精神紧张，根本不敢开收音机），几乎次次均可听到北京电台交通台节目的声音。在小区或公园儿散步，身边儿也时常能听到收音机播出北京电台和中央电台的新闻、音乐与评书、戏曲……
如今，京城的广播不仅仍然拥有着众多忠实的热心听众。而且，位于建国门立交桥东侧的北京电台和位于复兴门立交桥西侧的中央电台两座雄伟的大楼，双双矗立在长安街的东西两端，也早已成为了京城的两大标志性建筑！
作者在北京电台做“直播嘉宾”的部分证件
作者上世纪90年代初采访中央电台文艺部的新节目《今晚八点半》时得到的纪念章
作者采访中央电台“音乐之声”活动的票证
作者（左）在北京电台直播中谈“新中国70年首都广播事业发展变化”
北京广播电台现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址
首都两家电台分立史料存于档案中
长期在广播电视系统工作的笔者，以前就曾听老同志说起过，现在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北京电台”），最开始就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电台”）的“首都部”。正好儿，在北京档案馆查档时，也发现了一些关于67年前“北京电台”独立建台时的相关档案——
其中档号--的“广发字第号”，抬头儿印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字样的信笺，下方地址处为“西长安街3号，电报挂号号，电话（8）/号”，内容为——
“给张（友渔——笔者注）副市长的函
府张字-1号
年1月13日
张副市长：
年前范瑾（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笔者注）、周游同志（时任北京市政府新闻处处长——笔者注）曾转达市委会决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应独立建台，遵照此一决定，我们已经于年12月做出建台的计划和预算，关于新台址也和马玉槐（时任市民政局局长——笔者注）同志谈妥，将西四北大街石碑胡同8号北京市民政局生产教养院育幼所地址转让给我们，育幼所在郊区另建新址。电台建设工程基本上是改建，连技术设备在内，共需款33亿8千9百01万9千元整（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1万元合“币制改革”后的1元，下同——笔者注）。育幼所建新址需款30亿。遵照范瑾、周游同志转达市委意见，此两项费用由北京市府调拨，我们已先后向市文委、市财政局汇报并提出建台预算，但市文委及财政局表示均未接到指示。市文委两次将电台的预算向华北文委呈报，请求华北文委拨给经费，华北文委原无北京市台建台预算，因而又两次转呈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事业局两次询问我们，究竟市台建台经费能不能由市内解决，中央广播事业局年无市台建台预算，如市内不能解决，就停止建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台经费33亿8千9百01万9千元整，北京市民政局生产教养院育幼所新建所址需经费30亿元应出自何处，从那（应为“哪”——笔者注）个项目里调拨，请批示。并望指示市府办公厅将决定通知市文委及财政局。
此致
敬礼
送上我台年基本建设计划任务书及修正后的建台全部预算，请审查批示。
此呈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
丁一岚
9月”
这件呈文下盖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章及台长丁一岚的私章，日期为3月16日。
这件档案共有4页，以上呈文为两页，后附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年基本建设计划任务书”，在“总说明”中称：
“根据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年上半年迁出西长安街5号至西四石碑胡同8号……建立新台址，为了适应广播工作需要，必须在新台址新建播音室、机务室，修缮一部分办公室及其他附属设备等。
年3月15日”
此“任务书”下亦盖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章及台长丁一岚的私章。
“任务书”另附一页图纸——各部门位置图及设计说明三页，其中标明独立建台后的北京电台“设有新闻时事组、工交组、财经组、文艺组等，另有5.0x3.9米的小播音室三间，9.0x5.85米的中播音室一间，14.3x9米的大播音室一间……，迁台费用减为31.亿元（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比值见前文儿——笔者注），其中新建工程为平方米。”此件上批示签字涉及人员有：“苏实、彭国声（16/3）、王三平（3.17)
李（滨纲）秘书长
吴（晗）副市长”，日期为“3.20”。
另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迁移台址所需费用计划表”共17页，为“年12月12日编造”。“计划表”抬头处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方印，前有机构名称：“中央广播事业局”，计划表中写明：除大中小五个播音室外，还有6个增音机务控制室，“是根据苏联经验设计的”。
该档案第35页竖排信笺中称“北京市广播电台现与中央台在西长安街3号合署办公，根据市府决定，市台将今年迁至……另建新台”，日期为“年3月20日”。该文涉及的政府机关有：“市文委、市政府建经委”
而其中档号——的档案的第三页则写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址原在西长安街3号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用台址，机务及行政人员共同使用。年10月迁往西四石碑胡同8号。工资和供给制总人数人。（工资制按每月人均工资55万元。）（此处亦为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比值亦见前文儿——笔者注）年编播人员52人，技术人员17人。”
而笔者后来也从“中央电台”在新址大堂中举办的“台史展”中发现了一张旧报纸的照片（见下图），那篇短新闻也透露了“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于年（夏历己丑年）就已经各自分开“广播呼号儿”的消息。
这些档案史料虽然零散，不成规模，亦不够系统。
但仅从以上这些档案资料中，亦可管中窥豹，看出首都广播事业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起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看到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首都广播事业的规模、影响、发展和成就，怎能不为之感叹，这绝对是沧海桑田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