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教授是蛋白质折叠专家，曾于年至年担任中国人民*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本图由王志珍教授提供。
王志珍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十一届全国*协副主席（-）。自20世纪90年代起，王志珍从事蛋白质折叠研究，在国内开创了折叠酶和分子伴侣研究的新方向。
在这篇访谈中，王志珍结合自己的科研和*协工作经历，对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阐述。王志珍认为，中国非常需要有见地、有眼光、有能力、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只唯实，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科学家在面对重大公共问题时，能够坚持独立的科学判断，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有效的建言。她还希望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得到社会更多重视，并呼吁加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撰文顾超（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博士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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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是一种习惯顾超：您将科学研究作为一生奋斗的事业，每天都泡在实验室，日复一日、早出晚归的驱动力是什么？王志珍：很多采访者都会问我类似的问题，我不愿意说得那么高大上。我们这一代人从懂事起就接受新中国的教育，是第一批红领巾，爱国、听*的话已融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中。另一方面，学习也是我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文革”后促生产了，可以做实验了，大家不敢浪费一分钟。那时候，我们实验室一、二个礼拜才轮到一次用荧光分光光度计做实验的机会，错过这一次，数据就得推迟一、二个星期。一次遇到大风大雨，我骑车一个半小时到实验室，全身都湿透，我得抓住这次机会按我登记的时间来做实验，就那么简单，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兴趣使然。从小养成的学习习惯和认真做事的习惯，与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有关，就是“严格要求自己”。*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自然就该是这样的。顾超：“文革”期间您也继续了科研工作？王志珍：当时没工作可做，不是开会就是念报“学习”，这样下去不行，我就天天找*支部李书记，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不管干什么，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感谢领导把我放到胰岛素结构研究室去了。顾超：您曾说您是从胰岛素走出来的，在胰岛素结构研究室的工作对您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王志珍：当时我到胰岛素生化小组工作，主要是通过化学修饰制备各种胰岛素衍生物，研究它们在溶液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分析胰岛素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关系。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真正做科学研究的开始，为我后来获洪堡奖学金去西德羊毛所进行访问研究准备了条件，也给我以后做蛋白质折叠研究打下蛋白质生物化学的基础。我独立的蛋白质折叠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在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的，很晚了，但对我这代人已经是很幸运的了。顾超：您曾说，与同时期美国的Anfinsen“兴趣使然、自由探索”的诺奖成果相比，我国胰岛素研究是任务导向，取得了重要成果，也到达了类似科学问题重大突破的窗口，但与推开这扇窗失之交臂。在科学研究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吗？（年，ChristianAnfinsen和StanfordMoore、WilliamHowardStein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对核糖核酸酶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王志珍：我不能说这是一个规律。屠呦呦先生等的工作也是任务导向，从中药调研开始，最后做出了一个有效治疗疟疾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药。青蒿素不是中药，是现代的化学药。但是一般来讲，获得重大科学突破的根基都是自由探索，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思考，为什么自由探索容易出创新成果？基础研究本质上是小科学，由几个人的小团队甚至是一个人完成。但是现代社会发展了大科学，比如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三个是比较典型的大科学工程。现在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热核聚变反应堆ITER也是大科学，把世界上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在一起工作。但大科学也是建立在科学家个体的科研工作基础之上，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由国家或国际组织来统筹、融合、提升、突破。我们中国更能发挥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越性。顾超：您独立做蛋白质折叠的研究虽然开始得很晚，但很快就取得了进展，主要有哪些创新发现？王志珍：我的工作来源于胰岛素人工合成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邹承鲁团队完成了胰岛素A、B链拆合的先导性工作，解决了合成的路线问题，保证了化学合成的A链和B链以高产率重组成活性胰岛素分子。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在生物化学领域当时还没有提出的蛋白质折叠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后，邹先生才得以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开始探讨胰岛素拆合成功的基础研究。我有幸参加，开展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催化A、B链生成天然胰岛素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与邹先生一起提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与权威观点相左。我们提供的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具有固有的、与其异构酶活力相独立的分子伴侣活力的论文很快得到引用，和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大陆被引用最多的十篇论文之一。进一步，我们又成功地区分了该酶的异构酶和分子伴侣的二种活性，得到“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折叠酶活性是由异构酶和分子伴侣两种活性共同组成，只有两种活性的协同作用才使它发挥折叠酶的作用，帮助肽链折叠和催化二硫键形成”的结论，该假说已被国际同行接受。现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作为折叠酶的生物学功能和调节在越来越多的生理和病理活动中得到阐明。2
建言献策顾超：您担任全国*协副主席时公务繁忙，经常一下飞机就赶回实验室。新中国的历史上其实有不少科学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改行专职从*，有的成为科技管理者，有的成为战略科学家，而您至今仍坚持蛋白质折叠的专业研究，您是如何考虑的？王志珍：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让我去担任全国*协副主席这个工作，极其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是*和国家把这个担子交给了我，我就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我虽然不想当“官”，不想发财，也没有任何营私的动机，但必然会有不熟悉、没有经验的不足。所以，我用做科研那样的认真、严谨、勤奋的态度去做每一件新的工作，加紧学习文件和有关*策，向周围人讨教，我相信自己可以在做中学习和提高，并完成*治协商、参*议*、民主监督的任务。由于我不是专职从*，所以还能坚持一点科学研究。我开始重点培养年轻人，把他们推到一线压担子。我组里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没到国外长期训练过，现在有的已经是研究员了，所以在国内的条件下努力干也是可以干出来的。顾超：您在任时在哪些方面进行过建言献策？王志珍：我当*协委员时的建言献策主要是在科研体制和学生培养方面。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评论当时一些导师跟学生的关系像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有些实验室好几十个学生都挂在一个导师名下。Z导师问一个学生，你是谁的学生啊？学生回答我是Z导师的学生。可见导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也不认识导师。我讲完这个故事大家都笑了。我认为这是追名逐利，是对科研和学生不负责任。遗憾的是直至现在学术界还是有一些类似的情况。网络上有文章讲某些科学家官当得很大，名声很大，关系很多，文章却不是自己写的，实验也不是自己做的。许多人说我们一年写二、三篇文章就已经很累了，每篇文章都要改十几遍，可有的人一年能出几十篇文章，我也相信显然不是他自己写的。这些人名和利都要。最近几年，在国际期刊就有好几次被大撤稿。现在出现了专门“生产”论文的“公司”，并形成论文生产链，我们必须对这种违法害人的“产业”严厉打击！有些学科比如医学，这种现象不少，可能与评价体系有关系。对医生不应该一刀切地要求有论文才能提职，中国很多医生每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很难有时间自己做实验写论文，但他可以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我对饶毅说，你现在当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是否可以考虑分两条线来做评价：一条偏医学研究，一条偏临床医学；可以当医学研究的教授，也可以当医术高超的名医，他们可以有相当的待遇。当然最高明的是医学家，二者兼而有之。顾超：您从*协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还有类似于这样的建言献策吗？王志珍：从*协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担任过一个正式的社会工作职务——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年底也卸任了。我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工作是要树立和提升女科技工作者和女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她们做出优秀成绩；组织女科技工作者下基层，配合扶贫送科学技术；深入学校做科普，做交流，扩大她们的社会视野，增强她们的社会责任感。为此我们还设立了“女科技工作者服务奖”来表彰和鼓励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她们解决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工作特别有意义，深受赞同，就是考虑到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时间，在不降低水平的基础上，建议将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获得资助或奖励的年限（比如杰青）推后两年到三年。我们还为女科技工作者组织一些很受欢迎的活动，比如和中央音乐学院合作在每年“妇女节”举办“科学与艺术”音乐会；举办“乐跑快走”活动等。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例非常低，不到5%，在物理、化学和经济领域更少。在中国科技领域高层的女性比例大概也就是5-10%。我希望占全部科技人力资源40%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得到社会更多重视。顾超：为什么女性科学家做大学校长的人极少，在科技界担任领导职位的极少？女性科学家在中国是否受到歧视？王志珍：男女平等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我这一代人的成长可以说是这项*策的受益者，至少我个人或我周围的女科技工作者认为自己没有受到性别歧视。但近年来社会的发展倒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我参加了几年前全国妇联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你说的“高层”女性的发展问题，也参加过中国科学院对女性科技工作者问题的调研。在大学本科、研究生阶段甚至博士生阶段，男女比例基本上是1：1，有的专业（如生命科学、语言等）甚至女生略多，但越往后发展，女性便越来越少，到了所谓高层，女教授的比例最多10-15%，大学校长、学会理事长、大项目首席专家、科技界高层领导的比例减到10%以下，女院士则约5%。遗憾的是这个比例今天没有明显变化的迹象。社会偏见和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会影响科技界。在社会上，特别是对年轻女性，反倒出现了我们以前没有的问题，比如“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宁可在宝马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羡慕和崇尚能一夜出名的歌星明星。女性价值观发生了问题，实际上是贬低自己、看轻自己。对此社会宣传和教育是有一定责任的。我呼吁媒体把目光更多地转移到科学和技术，转移到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的科学家和女性科学家，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为什么只对女性提所谓“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问题，而从来不向男性提这个问题呢？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偏见，我完全同意颜宁的这个观点，其实男性更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一些非常聪明的女学生在婚姻、家庭、孩子的问题面前，可能就选择了低标准事业的要求，十分可惜。好在还有许多女孩子坚持自己的理想，克服困难，勇往直前。顾超：这种情况应如何改变？王志珍：习主席说要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我们现在出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青年女科学家，最近我参加“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女性获奖者比去年增加了一位，从10%到12%，虽然只增加2%，还是说明更加重视了女性科学家成长的问题，更加努力在改进。今年的诺贝尔奖女科学家大放光芒也引起科技界的欢呼。除了一些基金申请和获奖的年龄对女科学家稍许延后，大家呼吁今后对科技界教育界高层应该有确定的女性比例，女性完全有必要有能力参与高层管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批判、摈弃落后的社会风气，在教育和宣传上下功夫，使女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价值观，要看重自己，培养自强、自信、自立的精神；引导全社会，特别是男性，对“半边天”女性的尊重、在工作中的协调、在生活中的配合。同时完善社会功能，如办好幼儿园、小学、中学，实实在在地支持和保障女性科学家的工作。3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顾超：您认为当下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否做到默顿提出的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这些科学规范标准？王志珍：中国的科学家不能跟社会割裂，他们不是在一个封闭的象牙塔里，所以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行为肯定会影响到科学家群体。现在一些科学家同时又创办或参与创办企业，做成果转化是值得鼓励的，但假如为推销自己公司产品而误导公众，那就是私利性。中国的科技人员整体来说缺乏规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伦理教育。我曾是中国科协道德委员会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