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堂子胡同15号
吕进
北京赵堂子胡同在朝阳门南小街东侧，外交部街附近，这是诗人臧克家居住多年的地方。年臧府搬到晨光街10号，那座被老百姓称为“部长楼”的红霞公寓，但是赵堂子胡同和难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连在一起的，给当年诗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怀念。
八十年代中期，《诗刊》社在北京上园饭店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理论读书班。一个星期天，读书班的朋友们相约一起去看望臧老。阿红说：“这得吕进带路了。”我就当仁不让地带着大家出发，一路欢天喜地步行前往赵堂子胡同。我是个“路盲”，走到中途，就记不清方位了。于是袁忠岳自告奋勇，去问一位路人。袁忠岳说的是山东话，那个北京人把“赵堂子”听成“澡堂子”了，一脸茫然：“澡堂子？这北京城到处都有澡堂子，您是想找哪一家呀？”这成了一则经典笑话。
在臧克家和郑曼的言传身教下，臧家是一个十分有教养、讲礼貌的家庭，其乐融融，走进臧家，如沐春风。臧老有四个子女：长子臧乐源，次子臧乐安，长女臧小平，最小的女儿从母姓，叫郑苏伊，我和他们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因为我是父辈的朋友，乐源和乐安虽然都比我年长许多，但是他们都以对待长辈的礼节对待我。
乐源住济南，和乐安只相差一岁，已经去世。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创始人之一，首任系主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乐源到西南师范大学开伦理学的会，到访我家。正好前一天贵州诗人罗绍书来看我，送了我一瓶茅台酒，我就请乐源给臧老带回去。乐源从来风趣幽默，后来在济南遇到我，他说，父亲坐在椅子上，把茅台酒瓶转着圈儿打量，开玩笑说：真的，假的？惹得我大笑。乐安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室，是新中国第一批俄语专家，算是和我同行，当然，我是晚辈。他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译审，译著不少。年秋天，教育部派我去莫斯科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我和合作教授谢曼洛夫搞的课题是：“中国新诗在俄罗斯的翻译、出版和研究”。我去的时候，苏联刚刚解体，前苏联科学院有一位通讯院士契尔卡斯基是中国新诗研究专家，我曾翻译过他的专著《战争年代的中国新诗：-》的部分章节。我很想找到他，但是当时的俄罗斯情况复杂，我不好直接问谢曼洛夫，于是求助于乐安，乐安很快就帮我把契尔卡斯基的地址搞定了。可惜，在苏联解体以后，犹太人的契尔卡斯基已经移民以色列，没有机会会面。
年，山东大学举办纪念臧克家周年诞辰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张荣校长和作家协会吉狄马加副主席出席。我到达会场较晚，乐安一直在会议室门口坐着，耐心地等候我。兄妹中只有臧小平我没有见过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东北的刊物《诗林》发表了一篇《大诗人的特征》，《文艺报》摘发了这篇文章。臧老告诉我，小平是这个版面的编辑。
兄妹中交往最多、最熟悉的是郑苏伊，她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和父母住在一起，年起担任臧克家的秘书，主编和参编了好几本臧克家的文献。这些年，我国出现了一些臧克家研究的专家，如冯光廉、蔡清富、刘锡庆、刘增人、孙晨、常文昌、张惠仁等，苏伊、乐安也应该算得上是这个行列里的一员。
年的一天*昏，我从宽街的中组部招待所去赵堂子胡同看望臧老。在客厅里，臧老兴致勃勃地用语速极快的山东话和我交谈，我当时还不是完全听得清楚他的话。他可能给我谈到作家协会安排苏伊担任他的秘书，说话间，突然大声喊道：“苏伊，苏伊”。我当时不知道臧老家里的第二代的情况，不知他在叫什么。这时，一位穿着对门襟中式棉袄的20多岁的漂亮小姑娘应声出现，进门后站在门边。臧老对我说：“这是苏伊。”我才知道，这是臧老的小女儿。臧老又继续他的谈话，似乎早就把苏伊忘到九霄云外，而苏伊呢，却一直静静地垂手站在门边。我提醒臧老，他才向苏伊挥挥手：“你去吧！”这个小姑娘后来就成了和我交往几十年的好朋友。几十年里，她对我的称呼也在变化：吕进同志，吕进老师，吕进叔叔。年臧老去世，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去红霞公寓看望郑曼先生。在客厅谈了一会儿，郑曼说，让雯雯见见你。雯雯是苏伊的女儿，和妈妈一样漂亮，进客厅来，和我打招呼后，就率直坐在沙发上了。我开玩笑说：“很多年前，你妈妈第一次见我，可是一直站着的啊。”“姥姥”认真了，批评雯雯：“小孩子不懂事。”西南大学副校长崔延强是山东大学哲学系的博士，一次，在